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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远必诛的豪气背后精打秒算的中国智慧

来源:非理性繁荣 时间:2021/4/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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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开中国历史,谈起政治智慧,我们津津乐道、惯常见识的,往往是围绕权利争斗搞的那些勾心斗角、蝇营狗苟;却往往忽略了那些真正化解难题、发展经济、造福民众、为国解忧的政治创举。

西汉的桑弘羊,就是我们历史上一个善于解决国家经济难题的高手。

尽管,年来文化去中国后,今日的我们,对这个名字已经很生疏,但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的历史记忆中,即使不乏争议,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牛人:

汉武帝时期,开拓两越、打败匈奴的难度,丝毫不亚于今天我们要干翻俄罗斯收复失地拿下西伯利亚;打大仗需要花大钱,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,而桑弘羊,就是那个解决了战争中钱从何来大难题的人;

其后,影响了后代千百年的诸多财政经济措施,包括今天我们熟悉的诸多经济大政,很多,其实也来源于这个不同寻常的智者。

这个牛人,从小就不寻常!

自古英雄出少年,这可不是鼓励年轻人随便说说的:他13岁的时候就被封了官,侍中!——今天大多数人小学刚毕业的年纪,他就已经当官了!把今天硕博毕业还在为体制内编制苦苦钻营的我们,远远地抛在了鄙视的后尘中。

如此年少被重用,你可能会习惯性以为:他投胎技术好、生为二代之类。实际上,他不过出身在商人之家——那时的商人家庭,可不是今天富二代的标签,而是颇受排斥歧视的低贱职业:即使有这么个牛儿子,他的父亲也未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。

之所以官运如此,完全是因为:他的脑袋太聪明了!

他有一项特长:很能算。在算盘都还没发明出来的那时,他连早期的计算工具算筹都不用,而是直接心算,又快又准。妥妥年前的超级计算机。

而当时的少年汉武帝,也是聪明绝顶的高智商:4岁就能背上万字的书,具有惊人的记忆力,7岁的时候,就是因为超强的领悟力,才被老爹景帝改名为“刘彻”的。

当他听说桑弘羊这个只比自己大一岁的神童后,就把他弄进了宫。要会一会,高手过招。

而桑弘羊的表现,惊呆了少年天才汉武帝:

刘彻刁难式的出题:你不是很能算么,那你看看我的宫殿有多大?谁知,桑弘羊略一打量目测,就噼里啪啦报了一大堆数字,把自己实际上也不完全明了的刘彻,惊呆慑服。

于是,聪明识聪明,英雄惜英雄,激动的汉武帝,专门开辟绿色通道,接桑弘羊入宫陪读,低贱的商人之子桑弘羊,由此吃上了皇粮,踏上了仕途。

而长期在武帝身边伴读,桑弘羊与武帝之间,自然形成了亲密的君臣关系。

但是,虽然成名当官很早,与皇帝私交很好,但桑弘羊的仕途并未坐上火箭,升迁并不快;

直到40岁的时候,(公元前年),年届不惑的桑弘羊才得以重用,被任命为大农中丞,这是汉代财政部门最高长官——大农令的主要助手,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助理甚至是副部长的职务。

即使升迁到这个位置,也不是皇帝念旧照顾、更不是时来运转,而是因为:急于成就大事的汉武帝,为打败匈奴,20年间,已经耗光了祖上几代人积淀下的巨额国库,家底空了!而消灭匈奴的大业还并未达成,仍然遥遥无期;而如此浩大的战争,开弓就没有回头箭,不能半途而废;现在半路缺钱了,急需这个超级计算机,来为自己算账筹钱。

在非黑即白理念下形成简单思维的我们,可能不认为这是什么事:没钱,那就加税吧,老百姓少吃一个鸡蛋,收上来不就是一个大弹、一笔大数字?

然而,在农业产出能力异常低下、可分配资源始终短缺、老百姓脆弱而轻生的中国古代社会,税收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事体。史不绝书的农民起义与抗捐抗粮故事,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执政者税收红线的严肃性。

后来不信邪、没有桑弘羊的明朝,就是让这条红线最终缠死了脖子。

少年天才的汉武帝,自然不愿犯后来明代弱智皇帝犯的错。在财政困难面前,他采取了一些还算讲究吃相的应急措施:如元朔年间,专门设置了一个“武功爵”,标价三十万,通过卖地位卖荣誉来筹钱;

而树立先进典型这一招,也瞄准中上层富裕人士——塑造一个贡献国家毁家捐财的榜样人物卜式,号召百姓向他学习,为保家卫国,向国家捐钱献物打败匈奴。

这些方法,总体上相对文明理性,也的确筹到了一些钱,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但相对于战争的浩大财政需求,总体上仍是杯水车薪,不够啊!

不知什么原因,早期的汉武帝,并没有想到这位少年知己;只是到了山穷水尽的财政困境,越来越着急的汉武帝,一连撤换了好几个财政部长后,才终于想到了起用头脑灵光的桑弘羊。

政治上同样坚持支持消灭匈奴的桑弘羊,一旦上位,聚财筹钱,瞄准了两个方向:一是国企改革,一是金融改革。

而其原则,则是高难度的:“民不益赋国用饶”、“敛不及民而用度足”——既要筹集到资金,又不向老百姓加税、不向民众要钱!

发展国有经济

作为一个农耕社会,汉朝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入,主要以田赋为主,也就是以农业税为主。困境之下,能想的办法,肯定早就想过了,桑弘羊不想浪费功夫,他的目光,瞄向了农业之外的领域。

烟酒之类,至今都是出名高利润的产业,急需为国聚财的桑弘羊,自然盯住了它。

西汉前期,休养生息后的中国社会,农业繁荣、经济富庶,饮酒成为了社会风尚,酿酒业自然发展为大产业。

这样的容易钱,这时候,自然要用它来服务国家大局。

天汉三年(前98年),桑弘羊奏请武帝后,开始实行酒榷(酒类专卖),由官府对酒类实行专营,把流向富商阶层的利润改流国库,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。

酒榷政策实行后,对改善财政收入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仅仅是通过酒类销售,汉朝廷就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。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——每生产一千酿酒,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二千钱的盈利,其收入更是一笔大数字,确实能够“赡边,给战士”,解决很大的战争费用问题。

而在专营组织体系没有发展到彻底糜烂之前,这样的制度设计,在服务国家大计的同时,只是切留了富商阶层的财富,确实不会太多影响到普通百姓的利益——未来的问题,有未来的办法解决,有什么理由不用来解决眼下的难题呢?

而盐铁专营的操作思路,表面看与酒类差不多,但背后逻辑,却有所不同。

虽然盐铁专卖这一理论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开始了实践。他提出的“官山海”:统筹山上铁海里盐。也就是要实行盐铁国营。

在管仲的基础上,桑弘羊的实践理论更加丰满,体系更加成熟完整。

这一理论实质就是发展国有经济。说起国有经济,不少人心里可能会有复杂的感受;其实,那个时代,自然还没有这个后来的概念。虽然实质可能差不多,但相关的社会意义和影响,肯定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、遭遇的会不同。所以,先别拿我们习惯的概念和理解,去评价年前的古人举措。

早在元狩六年(前年),汉朝政府就开始实施盐铁官营。但我们熟悉的低效、混乱、腐败等国企病,很快就泛滥了。

桑弘羊掌管财政大权后,通过组织体系的建设和管理完善,把官企的固有病症压到最低。

他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,对郡国盐铁官予以整顿,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。一共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,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郡;铁官则至少设置了四十八处,分布于四十个郡国,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。把流入郡国和富商这些利益集团的财富,集中到中央财政,支撑打败匈奴这样的国家战略。

国企的固有毛病,桑弘羊这样的聪明人,自然不会像后来毛俄津巴这样的愚氓人群那么稀里糊涂;但是,他却以深邃的思考力,洞察到国家力量组织大生产带来的规模效应,这样的规模效应,在当时生产能力低下的环境下,足以超越它本来的缺陷,服务于眼下的国家困境——这可是超越那个时代的见识!

他的着眼重点,也就没有放在单纯的从利益集团手里分财,而且聚焦在了盐铁产业规模效应的打造。

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官营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,无论其资金、设备和人员方面,还是降低成本、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,对于规模一般很小的私营盐铁业来说,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。通过提高全社会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,增加了社会财富的同时,也积聚了社会财富。

以晒盐为例,桑弘羊通过整合小盐场,扩大了盐场的规模,产生规模化效应,大幅降低了晒盐的成本。这也是现代企业集团收购兼并优势同行企业的逻辑所在。

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,带回了众多农业手工业技术,其中就有制作“精钢”的技术。在桑弘羊的组织归划下,各地盐铁官相当于企业CEO,管理运作全国的几十家央企,这些官企,利用资源背景优势,推广引进的技术和自我研发,炼出了比西域更好的“精钢”,快速实现了产业升级。

再加上汉朝巨大的产能规模,压低了成本,使得汉朝在聚敛社会财富的同时,还让军事装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强于劲敌匈奴,抵消了它的骑兵优势,而且,还能沿着丝绸之路,开展大规模的铁制品倾销。

这和后来简单利用垄断地位聚敛财富,高度、格局和实际社会影响,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了。

当然,随着时间推移,这套体制必然会带来问题,比如质量差、价格高、效率低、腐败滥等我们不陌生的痼疾。但是,世上并不存在永不过时的万全之策,在利益超过弊端时,它就是合理的;在弊端超过利益的时候,再调整也不迟;今天的我们,不宜把后来者的责任,强求于前行者的背负。

着眼经济长远大局,对既得利益集团动真格:算缗告缗

为国理财,为君解忧,说穿了,就是要重新分配利益格局。那时的底层百姓,不过就是求个生存,哪有多少利益供你来分配;能够有利益可以再分配的地方,自然是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群体。

但是,在桑弘羊掌控经济之前,汉政府面临军费短缺、国库困窘时,搞的都是大水漫灌式的滥发货币,朝廷将原来每文钱4铢,改为3铢或者2铢进行发行,用来应急;既简单好操作,又慢刀割肉,不知不觉,民众没那么痛苦,抗拒没那么激烈。

如此操作,结果就是导致大量的货币流通于市场,通货膨胀,导致物价上扬,推动各项资产价格,长安洛阳两京的房价屡破新高;甚至很多郡县的土豪们,都搞起了自家的影子银行和“山寨币”,长期看,逐渐削弱了国家财政金融能力。

这样的搞法,我们都很熟悉。它更多的是从普通百姓碗里抢食,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担;有资产的富人阶层,其实影响不大,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。

桑弘羊终结了这种低智慧含量的操作,将货币的发行权统一收归汉朝的超级央行“上林苑”,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,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为超级金融监管机构。(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、技巧、辨铜三官)分别负责鼓铸、刻范和原料;废除过去铸造的一切钱币,而以新铸的五铢钱(三官钱)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。

同时,他逆向执行通货紧缩策略,收紧市场上的流通性,遏制汉朝的通货膨胀,减轻百姓生活负担,促使经济脱虚向实,提升汉朝实体经济的发展。

这次币制改革,今天在我们看来似乎没啥稀奇,但是,它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与影响,却很不一般: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!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,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,一直流通至隋朝,七百余年通行不废!

这样的政策,对保证经济体系的健康性、国家财政可持续性,当然是有利的;但是,远水解不了近渴,前方打仗的军费可等不起,眼前的燃眉之急怎么办呢?

桑弘羊瞄准了有钱有权的利益阶层。

动人奶酪,触动利益,不亚于挖人祖坟,反对和阻力自然滔天汹涌,更何况权势阶层哪有那么好惹。稍不小心,就会惹火烧身!即使一言九鼎的皇帝,也不是想怎么调就这么调的——不然,改革会那么难?

这是既需要魄力决心,更需要智力技巧的挑战!

桑弘羊发起的算缗告缗运动,就是瞄准了权贵利益集团,要把他们的财富拿出来,供国家战争所需,避免后来明末那种权贵钱财满仓却国库空虚,导致亡国覆灭的悲剧一幕。

算缗,就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;告缗,就是对商贾隐瞒资产、逃避税收的惩罚措施。元鼎三年(前年),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一年后,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,算缗告缗迅速在全国展开,雷厉风行。

到元鼎六年(前年)宣布告缗停止,前后仅仅三年的时间,告缗便取得了巨大成效。政府得到数以亿计的财物,成千上万的奴婢;没收的田地,大县数千顷,小县百余顷,以及众多房产,让政府的国库迅速充实起来。

清理出来的土地,没收为公田。桑弘羊再利用公田,租用给失地农民,使丧失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得到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资料,大量流民得以安顿,不再成为国家救助的对象,可以自食其力,缓和了由于土地兼并所激化的社会矛盾;另一方面,众多荒地得以开垦,扩大了全国的垦田面积。节省国家开支的同时,增加了全社会的总体财富和国家税源收入。

虽然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,富人阶层利益受到了较大损失,但解决了国家燃眉之急的同时,大多数的民众利益未受影响,社会基本面的稳定没有被破坏。算是以最小的代价,让政府渡过了难关,解决了国家大难题。

国营商业的开创性经营

虽然我们许多人对官营商业有过切肤之痛,但我们不妨先放下头脑中的固有看法,来看看年前,桑弘羊如何玩这个。

元鼎二年(前年),桑弘羊创立均输法,开始在部分郡县试行。

均输法是什么意思呢:凡是地方向中央纳贡的物品,中央不收实物,而是折合成市价,收钱;再用这笔钱采购本地特有的、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土特产,由均输官运到其他地方,溢价销售,调剂有无的同时,国家赚取利润。

这种操作,国家在增加收入的同时,没有增加任何民间负担,既刺激了地方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流通,又可以免除地方向朝廷输送贡物人力和物力的浪费,同时还加速改善了流通,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。完全是资源的整合优化。——虽然是官方操作,其中的智慧含量与经济合理性,和我们理解的官营商业不一样吧?

不仅理论上完美,而且实际操作试点也很成功。其后,元封元年(前年),桑弘羊在全国普遍推行均输。设置数十个大农部丞,分别掌管各个郡国的农业和官营工商业;在县一级设置由大农部丞领导的均输官,负责物资的转运和贩卖,以统一管理全国的物资转运和贸易。

桑弘羊全面推行均输法后,在短短一年之中即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。史载大汉国家向急需粮食的地区调运粮食,而大农诸官则都向京城运送粮食,结果使山东漕运由汉初的数十万石,竟猛增到六百万石。同时,太仓和甘泉仓这两个著名的国家粮库都装满了粮食,边郡粮库也都有余粮,通过均输所直接获得的赢余利润,有五百万匹帛。

人家可是多赢的赚钱国商!

元封元年(前年),为了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的推行,桑弘羊创立了一项新的财经措施—“平准”:用国家力量对物价进行调控,以平衡物价,维持经济与社会稳定。

均输法的具体操作,是以收购的大量物产为后盾,对京城物价进行调节,当京城某种商品过分涨价时,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,使其物价下降;反之,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过低,就大量买进,促使物价回升。

桑弘羊实施平准法的目的,不仅是为了稳定物价,调控市场,也为了赢利充盈国库。这可是高层次的资源优化整合,陷入一箭双雕:在减轻百姓负担的同时,实现为国盈利聚财。

平准法与均输法的推行,与盐铁专营政策一样,在解国家燃眉之急、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,也难免弊端重重,这是官僚系统运作的必然,随时间推移,更会积重难返,必须在其后适当的时间点实施不断改革,这不难想象,也引发了公元前81年那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财经政策大辩论;

但是,就当时而言,站在国家战略需要的角度,还能有更好的策略与办法吗?如果年后我们的现代经济思维都无法提出更好的方案,有什么理由去苛求古人呢?

而如果年后的我们,设身处地,都无法提出更有效的财经措施,不正说明了桑弘羊令人仰望的智慧高度与超越时代的深远见识吗?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中,赞颂他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。”就当世的影响而言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没有桑弘羊的财经天才,就不可能有汉武帝开创中华新局面的文治武功!

而就历史的影响与地位来说,桑弘羊的政治智慧,一样光彩夺目。

桑弘羊以前,作为农耕民族,历代中国政府一直奉行重农抑商,视农业为天然的根本;纵使官方也有过一些盐铁专卖的政策,但本质上是为了控制经济命脉。而自桑弘羊起,才算认识到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,不再把农业作为财富的唯一源泉,才开始相信商品流通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渠道。

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,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,他就明确指出“富国非一道”,“富国何必用本农”,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”;“工不出,则农用乏;商不出,则宝货绝。”

悲剧的是,一如中国历史上不少干实事、解难题的能人一样,桑弘羊也命运多舛,晚年的他,以谋反罪被判刑;身后,历朝历代虽大多采用桑弘羊的政策,却绝口不提这个人,连《史记》《汉书》,都没有为桑弘羊立传;后来对他的评价,也基本是毁多誉少;

宋代以后,中国社会蛮昧化,国家缺钱,可以简单粗暴地直接抢,不需要那么复杂地动脑筋,这样的智者,更是在文化上被边缘化。

桑弘羊的政策举措,一句话,满足现实所需,而不是心理需要!他的目标,始终瞄准社会现实、解决国家难题;与那些美好却虚幻、追求道德和逻辑完美的左化文人理论,不在一个频道。也自然享受不到它们的道德尊崇。

困境重重的现实世界中,习惯于简单粗暴思维的我们,何时再能看到这样以智慧化解难题的政治智者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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